Intermezzo

中正文化中心兩廳院的演奏廳，座位約有350位，舞台適中，座位舒適，音響效果良好，還有保養良好的名牌平台鋼琴可挑選，是個很適合初試啼聲的音樂家，做為訓練，測試人氣的小型演奏場所。 事實也是如此，每天都有演奏會在此演出，不論是單項樂器的獨奏會，或是三重、四重、五重奏等室內樂，只要演奏家準備好，能夠能找到同好，就可以做一個很完整且完美的演出，讓演奏家得以盡情地挑戰演奏的曲目。 那協奏曲呢? 如果想要演奏協奏曲，那該怎麼辦? 一個器樂演奏家，從小一路彈到國外碩博士的文憑，有多少次機會可以與樂團合奏演出一首協奏曲?

   一首協奏曲(Concerto)的演出，是由三大要素組成： 器樂演奏家、指揮及樂團。 雖然是由器樂演奏為主奏，由樂團擔任伴奏，但是很少有小提琴家或鋼琴家能夠心血來潮說：「來吧! 我們還開一場協奏曲的演奏會。」就開得成。 弔詭的是，在舞台上居於主奏樂器的演奏家，幾乎都是受樂團或指揮的邀請而參與演出，而不是主動出擊，邀請樂團與指揮共同演出。 也因此器樂演奏家在整個協奏曲的選曲、排練等過程，可能都居於被邀請、被告知的被動地位。 甚至連樂曲的詮釋，都無法隨心所欲，能夠主導的因素，實在很少。 要是演奏家與指揮的意見不一致，彼此情不投意不合，又不能臨時抽腿罷演，就會看到舞台上貌合神離，各演奏各的； 或者主奏者速度飆到讓樂團跟不上。 這些在舞台及錄音上並不少見。就是有這麼多無法掌控的因素，一般的獨奏家是很少有機會與樂團演奏協奏曲。 充其量，就像是學生考試一樣，樂團的部分由鋼琴代替。 Piano Concerto就變成「雙鋼琴」，兩台鋼琴在台上演出，整個氣勢與效果，當然會大打折扣。

如果有樂團願意出租，讓器樂演奏家恣意揮灑，全力配合。 這樣會不會讓更多的演奏家投入，有更多協奏曲的演出產生? 這樣是不是就可以打破這種矛盾尷尬的角色，明確地告訴承租人－演奏家：「你就是完完全全的主導人。」，「你怎麼說，我們(樂團)怎麼做。」，「這會是你的協奏曲，不是指揮的協奏曲。」如此一來，演奏家就不會是被邀請而來作客的，心態上就不會有喧賓奪主的顧忌，在選曲與詮釋上就可以名正言順的隨心所欲、放手一搏。

然而，對樂團與指揮而言， 協奏曲就只是為人作嫁，替人伴奏而已嗎? 樂團淪落到出租的地步，是窮困潦到，為五斗米折腰的落魄行為? 那可不。 對成長中的樂團與指揮來說，協奏曲可說是整軍訓練的必備過程。 沒有一定的演奏功，樂團是無法稱職的扮演協奏的角色。 如果出租，可以練兵，又有收入，豈不一舉兩得，何樂而不為? 想想看，蓋希文的藍色狂想曲，一開頭的單簧管如果吹不出那挑情妖媚的音色，如何能對照出鋼琴的小鹿亂撞卻又得表現出正襟危坐的窘狀? 而最後讓鋼琴拋棄矜持，盡情與樂團共舞? 柴可夫斯基Piano Concerto第二樂章，只有在長笛與大提琴如老友般溫循音色的導奏下，才有辦法讓Piano將她的故事娓娓道來；德弗乍克Cello Concerto第一樂章結尾前，小喇叭慷慨激昂的音色，讓這個樂章有了完美的句點；而這首大提琴協奏曲與貝多芬Violin Concerto開頭長長的序奏，考驗著指揮與主奏者的默契。 這些片段雖然只有短短的幾個小節，卻是整個樂曲的重要關鍵，而且都得由樂團的分部首席獨力擔綱演，混也混不得，對樂團的功力是真正的考驗。 一個樂團或指揮，如果連協奏曲的演奏能力都不足，更遑論要詮釋交響曲。

樂團要出租，本身也要有一定的實力。 放眼國內樂團NSO（國家交響樂團）、TSO（台北市立交響樂團）、NTSO（國立臺灣交響樂團）、ESO（長榮交響樂團），背後都有政府機關或財團支持，不需要也不適宜再出來「與民爭利」。 我覺得「台北愛樂」倒可以試試看。 台北愛樂在亨利梅哲與精神導師伍牧先生逝世後，已經退出了主流樂團的行列。 想當年 台北愛樂的聲勢與實力，還在NSO的前身「實驗管弦樂團」之上，是台灣民眾票選最受歡迎的樂團。 目前台北愛樂的走向，似乎完全朝向推廣音樂的方向前進，搭配電影、時尚、節慶的主題，吸引年輕人進音樂廳，立意雖良好，但對樂曲的詮釋與演奏能力是沒有多大的幫助。 我們有亨利梅哲的犧牲奉獻，已經夠幸運，不可能再找得到類似的大師來指導，只能寄望台北愛樂能以更開放的態度，積極與國內的演奏家與指揮家合作演出，早日重現梅哲時代的榮耀。

協奏曲是器樂演奏家演奏功力的極致表現。 與一個一流的樂團與指揮演奏協奏曲，可說是演奏家夢寐以求的機會。 不曾與樂團演奏協奏曲的演奏家，在其演奏生涯，當然有所缺欠。 如果有樂團要出租，您會心動嗎?